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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回购案由是什么(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

时间:2021-07-01 02:37:10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编辑小鲤说几句

论文《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基于2018-2020年119起股份回购诉讼》,共5.4万字,分阶段在李颖演讲厅发表,本期推至“三。股份回购诉讼案的适用”。

本文由作者原创,并经李颖演讲厅授权。如需转载或完成论文电子书,请加小李微信(见文末)获取。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

——基于2018-2020年119起股份回购诉讼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执行摘要(见连载一)

目录(见系列一)

简介(见连载一)

1.样本来源和研究方法(见系列1)

二.退市后股份回购诉讼概况(见连载二)

三、 股份回购诉讼的案由适用

(一) 适用多个案由反映对法律关系认识差异显著

(二) 基于股东权利救济的商事实质确定二级案由

(三) 区分投资交易与回购交易并以回购法律关系为基础确定案由

(四) 区分不同回购主体和减资是否完成确定三级案由

四.退市后回购股份的权利

动词(verb的缩写)目标公司回购或连带责任的有效性

不及物动词回购定价机制

七.回购有效期

八.结论

三、股份回购诉讼的案由适用

(一)适用多个案由反映对法律关系认识差异显著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表6显示了样本诉讼适用原因的统计结果以及与回购请求依据的关系。119起诉讼中有9起适用事由,其中股权转让纠纷74起(占62.18%),股份回购合同纠纷19起(占15.97%),合同纠纷14起(占11.76%),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4起(占3.36%)。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上述适用案件涉及合同、非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相关的民事纠纷两个一级案件。涉及的二级案件有3起:与公司有关的纠纷(85起涉及股权转让、请求公司收购股份、减少公司资本、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公司增资纠纷);证券纠纷(证券回购合同纠纷-股票回购合同纠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股票交易纠纷,共20起案件);合同纠纷(14起)。

退市阶段基于回购条款的诉讼71起,适用案件5起,其中股权转让纠纷53起,股份回购合同纠纷8起,合同纠纷8起,公司减资纠纷1起,公司纠纷1起。涉及目标公司远东国际(835656)的诉讼有20起。原被告虽均签署《股份回购协议》,但适用案件仍有分歧,其中股权转让纠纷15起,股份回购合同纠纷5起(其中融资融券交易纠纷1起,判决变更为股份回购合同纠纷)。[1]

在退市阶段基于回购承诺公告的18起诉讼中,有5起适用案件,包括股票回购合同纠纷7起、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4起、股权转让纠纷3起、与公司相关纠纷3起、股票交易纠纷1起。

投资阶段基于回购条款的诉讼26起,适用案件5起,其中股权转让纠纷14起,合同纠纷6起,股份回购合同纠纷4起,新资本认购纠纷1起,公司增资纠纷1起。

在没有前三种回购请求依据的情况下提起的四项诉讼中,有一项适用,均为股权转让纠纷。

上述统计结果充分反映出,初审法院对退市后股份回购法律关系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基于同类回购请求的诉讼适用于多种原因,如退市阶段基于回购承诺公告的诉讼只有18起,但多达5起,凸显出差异的意义。

[1]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诉山东国际集团有限公司、金股份回购合同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湘0103民初字第4155号,2019年6月12日。

(二)基于股东权利救济的商事实质确定二级案由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退市后股份回购诉讼的本质是原告以股东资格为由寻求股东权利救济,应归类为“公司相关纠纷”。

退市后第二类案由“合同纠纷”适用于股份回购诉讼,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区分商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的实质

退市后“证券纠纷-证券回购合同纠纷-股票回购合同纠纷”适用于股份回购诉讼。虽然在名义上或形式上体现了“回购”,但不符合交易的法律关系。“证券回购交易本质上是一种以证券为抵押物借入资金的信用行为”[3],在退市后的股份回购法律关系中,标的股份是实际交易对象,而不是抵押物。

[2]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件规定课题组编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

[3]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规定课题组编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第435页;人民法院出版社编辑:《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第827页。

(三)区分投资交易与回购交易并以回购法律关系为基础确定案由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顾名思义,股份回购自然是指有一种法律关系(“投资关系”)预先取得股份,无论是增资、受让还是其他方式取得股份。回购和投资是两种不同的交易行为,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言而喻,退市阶段回购条款或回购承诺公告所针对的回购交易和法律关系,与投资阶段的投资交易和法律关系是不同的。即使把投资阶段的回购条款作为回购的依据,区别也在于投资和回购两个交易是同时约定的。由于回购请求完全以回购条款为基础,回购案由的界定仍应由回购的法律关系决定,而“增资扩股协议”、“股票认购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投资协议”等合同名称应不予考虑。

具体来说,原告股东与目标公司及其控股股东签订了股票认购协议以取得标的股票,并在目标公司退市时与控股股东签订了股份回购的股份转让协议。如果控股股东未能按照《股份转让协议》履行回购义务,则该诉讼案件不应以股权转让协议为依据认定为“股东出资纠纷”或“新增出资纠纷”或“公司增资纠纷”。样本中适用“增资纠纷”、“新资本认购纠纷”和“股票交易纠纷”的诉讼,仍以投资法律关系而非回购法律关系为依据,存在争议。

例如,当该公司被摘牌时,史育红(837002)卷入了一场股份回购诉讼[4]。2015年12月,《增资协议》和《补充协议》签约。2015年12月4日,原告向史育红支付了全部增资款。2015年12月16日,史育红登记原告为持有1%股份的股东。2018年11月5日,他主动出击。2019年,原告上诉实际控制人回购其股份,因为史育红未能在四年内实现IPO。本案股份回购纠纷原审法院适用的是“公司增资纠纷”,显然是基于四年前的投资交易和投资合同。但在增资交付和股东登记完成后,投资交易已经履行或终止,故本案适用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较为合适。

再比如,涉及贝特创意(833143)退市的诉讼,题为“证券纠纷-证券交易合同纠纷-股票交易纠纷”[5]。原告股东于2016年2月购买新三板二级市场股票,2017年7月贝特创意被强制退市,原告于2019年1月起诉。“购买股票”的投资交易发生纠纷的,案由应当认定为“股票交易纠纷”。但回购交易的时间和空间要素与投资交易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股票市场可以分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二级市场被称为证券交易所市场。股票交易市场中因股票交易、转让等产生的纠纷称为股票交易纠纷。[6]“一方面,根据《合同法》第91条:“[合同终止原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权利义务终止: (一)债务已经按照约定履行; ",二级市场股票交易是指在完成价款支付和股票交割后,股票交易合同的消灭;另一方面,股份回购发生在退市后,目标公司的股份不再在新三板二级市场交易。因此,本案不应以投资法律关系为基础,而应以回购法律关系为基础。

[4]肖诉刘瑞金、唐建伟、张梦山、张、第三人深圳市光电有限公司民事判决书(2019)粤0306民初字第7961号,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2019年12月23日。

[5]2019年3月28日吴中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6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周登翠诉第三人游东明江苏贝特创意家具科技有限公司。

[6]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规定课题组编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第35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编辑:《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第816页。

(四)区分不同回购主体和减资是否完成确定三级案由

新三板公司摘牌后股份回购诉讼实证研究—连载之三

退市后,股份回购诉讼直接适用第二类案由“公司相关纠纷”。虽然股份回购是与公司特有属性相关的商业交易的本质,但仍有必要和可能进一步确定案由的细分,从而从案由中揭示法律关系的本质。

确定退市后股份回购诉讼的原因,应区分回购主体,分别适用“公司相关纠纷”下的三级原因:股权转让纠纷(回购主体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指定第三方);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或公司减资纠纷(回购主体为退市公司)。

当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回购主体时,如涉及公司退市的诉讼[7]的法院判决(838321)所述,“股份回购法律关系的本质是股权转让,回购方的义务是支付股权转让对价”,应适用“公司相关纠纷——股权转让纠纷”的案由。在119起诉讼中,74起是由股权转让纠纷引起的(占61.67%)。当然也可能包括基于通过转让取得股份的投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的案件,但大部分样本反映出大部分初审法官准确把握了回购法律关系的实质。

当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回购主体时,在退市后的股份回购诉讼中适用“公司相关纠纷——请求公司购买股份”是不合适的。一方面,本案是基于《公司法》第142条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取得公司股份的特殊情况,“股权的受让方是公司本身”[8],仅限于公司本身。另一方面,从语义上看,案由所界定的回购主体(公司)与法律关系的实际回购主体(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是不同的。在样本中,有两个案例属于此类行为原因的不准确适用

退市公司为回购主体时,应进一步区分减资程序是否完成,分别适用于请求公司收购或减资纠纷。如果在法院判决前已经完成减资程序,则可以适用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的争议,既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也符合语义学上的共识。如果未完成减资程序但满足减资条件,股份回购的本质是目标公司对特定股东所持股份的减资安排,可以适用“公司相关纠纷-公司减资纠纷”的案由。本案适用涉及鹏飞股份有限公司退市的诉讼[11](833829)。原告的回购请求是基于《股份回购协议》及其在退市阶段签署的《补充协议》。回购的主体是退市公司。判决结果第一项的实质是决定办理减资手续。“退市公司将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办理本案股权变更所涉及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原告将被除名

[7]黄东诉许、第三人福建省野光大科技有限公司及公司相关纠纷案,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5第3364号民事判决书,2020年8月31日。

[8]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规定课题组编写:《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理解与适用(2011年修订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人民法院出版社编辑:《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第二版),人民法院出版社,第734页。

[9]苏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诉陈强请求公司收购股份案,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2018)苏0591民初字第12521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9月10日;杜小英诉成都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黄请求公司收购股份案,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第7966 (2018)川民初0104号,2019年9月9日。

[10]朱丽娅诉陈英珍、深圳安科安防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第17087号民事判决书,2019年8月1日。

[11]青海创融投资有限公司诉贾建光、贾玉川、洛阳鹏飞耐磨材料有限公司民事判决书(2019)豫0303民初5518号,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2020年6月28日。

未完待续,后续更多核心内容

IV。退市后回购股份的权利

动词(verb的缩写)目标公司回购或连带责任的有效性

不及物动词回购定价机制

七.回购有效期

八.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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